韩国与HBM瓶颈
2026 01 01
本文转载自Substack。文章产生于我作为2025年秋季WAISI政策学者项目（Policy Scholars program）政策负责人所设计的首期项目，由我主导分析，并与团队合作完成。
贡献者：Celeste Li、Jeremy Kintana、Kaden Johnson、Kaustubh Kislay、Learoy Daryl Joseph、Maria de Martino、Shawn Im、Will Anderson
执行摘要
前沿AI发展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轴线。美国寻求通过限制中国获取先进算力来维持技术主导地位，其中高带宽内存（HBM）是关键瓶颈。由于韩国半导体企业主导着HBM全球供应，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中间方，却易受动荡监管环境的冲击。不一致或协调不足的出口管制有损盟友合作——对于奉行对冲战略的韩国尤为如此。持久协调需要可预测、敏感于结构性约束的政策，而非单纯依赖压制。为此，美国应将韩国纳入供应链韧性的共同建构者，并充分利用激励手段，如定向投资与联合基础设施项目。解决盟国企业的结构性压力，与识别技术瓶颈同等重要，以确保协调在长期内得以持续。
美国前沿AI战略
美国追求前沿AI主导地位，以维持全球技术领导力并限制中国获取关键AI能力。这一领导力诉求在《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2025年7月23日发布）中有充分阐述，该计划延续了2025年1月23日颁布的行政令《消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障碍》。
特朗普总统在行政令序言中明确阐述了美国政府的优先目标：
“当我们的全球竞争者竞相利用这些技术时，美国实现并维持无可置疑、无可挑战的全球技术主导地位，是一项国家安全命令。”
同样，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将该计划的目标描述为"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
为此，美国科技与国家安全界的核心关切之一，是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同等水平的前沿AI研究与开发能力。
高带宽内存作为瓶颈
算力已成为前沿AI发展的瓶颈。它对于训练前沿模型并随后大规模部署至关重要。广泛部署可通过向研究议程贡献广度、速度和增强推理能力，加速各学科的科学进步。因此，美国战略日益强调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计算资源。《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指出：
“先进AI算力对AI时代至关重要，既促进经济活力，又赋予新型军事能力。因此，拒绝我们的境外对手获取这一资源，既是地缘战略竞争问题，也是国家安全问题。”
这些限制措施给中国AI企业带来了短期摩擦，它们频繁提及获取先进芯片和内存是其扩大规模的首要制约。在中国尝试扩大AI芯片国内生产之际，高带宽内存（HBM）是一个尤为关键的限制因素。
HBM是支撑前沿AI的主要内存技术，它维持着现代推理模型在训练期间高度依赖推理所需的极端并行计算。通过垂直堆叠内存并将其放置在紧邻算力处，HBM能够实现比传统内存架构高得多的内存带宽——每设备每秒可达数TB，使其独特适用于前沿AI工作负载。
SemiAnalysis的报告显示，HBM是华为昇腾910C（目前中国生产的最先进AI芯片）迄今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据SemiAnalysis：
“总体而言，中国已采购1300万块HBM堆栈，足以配套160万个昇腾910C封装。尽管如此，我们预计中国将在年底前因外国HBM耗尽而面临HBM瓶颈……中国今年完全可以从台积电和中芯国际的产能生产超过80.5万颗华为昇腾，但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没有足够的HBM……如果所有前沿逻辑裸片产能都能与HBM配套，华为昇腾今年的产量将从80.5万增至117.5万。更重要的是，2026年产量将从30万增至逾500万颗昇腾910C。”
综合SemiAnalysis的估算，HBM——而非逻辑制造——是中国AI加速器生产的首要瓶颈。中国已积累了大量外国生产的逻辑裸片库存，中芯国际也在持续扩充制造产能。SemiAnalysis估计，若不限制HBM获取，2026年昇腾910C产量可从约30万台增至逾500万台，显著扩大中国可用算力。
此外，据报道中国已要求美国在贸易谈判中放宽HBM相关限制，进一步印证了HBM是中国企业面临的重大战略瓶颈这一结论。
截至2025年12月下旬，全球市场的新动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结构性制约的严峻性。HBM需求持续超过供应，据行业报道，先进HBM产品价格同比上涨逾50%，供应商优先签订长期协议，并将受限产能分配给价值最高的客户。随着前沿HBM堆栈生产能力日益锁定于多年合同，这些动态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HBM稀缺将持续是前沿AI发展的关键结构性特征。
韩国企业作为战略中间方
由于韩国半导体企业在HBM生产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在美国限制中国获取前沿AI能力的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一地位使其既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也是动荡监管环境中脆弱的中间方。
自2019年以来，美国对AI和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历经初始限制，再到当前特朗普政府下的选择性松动——但核心HBM瓶颈持续限制着中国获取前沿AI算力。早期措施——包括《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禁止在美国联邦行政机构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确立了限制获取敏感技术的初始框架。这些限制于2022年10月大幅扩展，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了《对华实施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制造物项出口管制》。拜登政府随后的调整延续了限制中国获取先进AI资源的框架。
截至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美国行政当局对前沿AI相关贸易限制采取了选择性方针，但HBM瓶颈依然显著。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推迟了部分半导体相关关税至2027年，并重新授权向中国客户许可销售英伟达AI加速器，从全面贸易限制转向选择性松动。然而，这些变化并未消除中国获取前沿AI算力的首要结构性制约。许可的加速器销售仍依赖于HBM获取，而HBM供应依然紧张，且集中于盟国生产商手中。因此，即便在选择性监管松动下，盟国企业的决策仍是扩展规模制约的核心。
这些政策转变放大了韩国企业的影响力，它们主导供应并充当关键中间方。SK海力士与三星电子合计占全球DRAM市场约70%、HBM市场近80%。SK海力士约77%的收入来自HBM，估计有27%专门来自向英伟达供货。这种集中度赋予韩国企业在塑造先进内存可用性与分配方面的超凡能力。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深度融入美国AI发展努力。三星和SK海力士已签署意向书，加入OpenAI的Stargate基础设施项目，担任先进内存和数据中心合作伙伴。对华盛顿而言，韩国企业既是瓶颈供应商，也是战略合作者。
出口管制与政策不可预测性
出口管制的波动威胁美国供应链与盟友合作，凸显了制定一致、可预测监管框架的必要性。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国的大量商业与制造利益，使其高度暴露于监管变化之中。2025年8月，美国政府撤销了此前允许三星和SK海力士在中国接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的经核实最终用户授权。此外，商务部已表明无意向企业发放许可，允许其扩展现有中国设施的产能或升级技术。尽管美国有时减少限制或给予许可豁免，总体出口管制制度仍缺乏可预测性。
在此不确定性下，三星据报道向中国供应了1140万块HBM堆栈，其中约700万块是在美国出口管制宣布与实施之间的一个月窗口期内供应的，这表明企业必须以多快的速度适应不断变化的监管。这种波动直接制约了企业的运营稳定性、盈利能力和长期规划。从战略层面看，它削弱了支撑美国AI发展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可靠性。这一模式凸显：有效的出口管制需要可预测的规则和机制，以维持盟友对战略目标的配合。
美韩协调的战略含义
波动且单边的美国出口管制有损韩国的经济对冲战略，侵蚀互信，并使未来中美韩在新兴技术上的合作复杂化——韩国企业的对华业务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对扩展和盈利能力的限制，有损其对美国政策进行长期合作的激励，尤其是在限制措施预先通知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出台又撤回之时。
在国家层面，韩国（大韩民国）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处境加剧了这一压力。作为与中国深度经济相互依存、与美国安全结盟的中等强国，韩国奉行对冲战略，以保护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力和政治合法性。单边且不可预测的出口管制有损这一平衡，迫使韩国做出可能瓦解其对冲战略的选择，侵蚀互信，并抑制未来中美韩在关键新兴技术上的协调。当三星、SK海力士等企业跨多个司法管辖区运营时，不断变化的监管制度与部分协调的政策增加了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如果韩国企业要继续配合美国出口战略，它们需要的是连贯战略，而非零散政策。
鉴于这一制度背景，盟友参与中美竞争不能仅靠意识形态承诺维系——这是协调联盟反华论者中某些人的隐含假设。尽管在华盛顿中美竞争常以意识形态框架表述，盟友参与更可靠地由物质激励、可预测性以及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契合来维系，而非单纯依赖共同意识形态。对于奉行对冲战略的盟国而言，被迫的二元选择会产生怨恨和不稳定，抑制长期合作。在被迫选择的情境下，有效的盟友参与不仅取决于共同的威胁认知，还取决于所提策略被认为是有效、可预测、经济上可承受且与国内优先事项制度上兼容的。这是制度现实，而非规范偏好。即便在高威胁环境下，依赖盟友产业关键节点的强制性战略，若损害参与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就会走向衰弱。因此，持久合作需要分担成本、维持参与意愿的治理机制；单纯施压不是可行的长期战略。
如果韩国企业被要求在没有相应稳定机制的情况下承担不成比例的经济成本，依赖盟友参与的出口管制的韧性可能会随时间推移因政治抵制或渐进式不合规而侵蚀。
以盟友为中心的政策方针 为在前沿AI领域维系盟友合作，鉴于韩国企业在全球HBM生产中的核心地位，美国政策应强调稳定性、共同所有权和以激励为基础的与韩国企业的协调。与其将韩国视为美国政策的被动配合者，以盟友为中心的战略将承认韩国是供应链韧性的共同建构者，从而增加出口管制被视为内部正当而非外部强加的可能性。
近期先例表明，以激励为基础的协调可以奏效。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向三星提供高达64亿美元的直接资金，以扩大其在得克萨斯州的制造设施。同样，SK海力士获得高达4.58亿美元，以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建立HBM先进封装和研发设施。这些措施旨在强化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减少对中国业务的依赖。近期英伟达与SK集团就韩国大规模AI基础设施合作的案例表明，以激励为基础的协调可以在不单纯依赖禁止性管制的前提下强化供应链韧性。从根本上讲，将政策定向于激励措施，可通过提供可预测性和共同利益，塑造企业行为，改善国家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协调。
结论
在前沿AI领域维系中美韩协调，需要可预测、以激励为基础的政策，并尊重盟国企业的经济与战略约束。韩国是美国和中国在前沿AI发展竞争中都寻求争取的战略盟友。依赖盟国企业的出口管制不可避免地与市场激励、企业治理和国家经济优先事项相交织。
强调稳定性、可预测性和供应链韧性共同所有权的战略，比以波动和单边限制为核心的战略更有可能维持长期协调。随着前沿AI竞争持续，管理这些结构性约束与识别技术瓶颈对于实现战略目标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