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会卷入MAIM式动态？
2026 06 30
这篇文章是一次为时100分钟的思考练习，旨在探讨中国是否可能采取《超级智能战略》（Superintelligence Strategy）及其后续文章中所详述的MAIM式动态。
摘要
在近至中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对竞争对手的先进人工智能开发采取系统性的硬性破坏（hard sabotage）手段，例如动能打击或公开的网络干扰。相较于MAIM报告所详述的破坏战略（disruption strategy），中国当前的战略更倾向于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情报行动，以及对自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结构性整合。若中国领导层对MAIM式的动态形成认知，鉴于其现有的发展态势，中国将更倾向于占据反击者（retaliator，相对于"先发者/挑起者"initiator而言）而非挑起者的位置。当前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在于，中国领导层是否会认定通用超级智能（ASI）代表一种不可逆的、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式的权力转移，并因此认为这一转移的重要性已超越克制所带来的可观战略利益——这一点目前仍属未定。
拆解MAIM框架
“超级智能战略”（Superintelligence Strategy）框架认为，任何察觉到对手正逼近单边人工智能主导地位的国家，都将产生先发破坏（preemptively sabotage）该开发进程的动机——手段包括网络行动、对数据中心的动能打击，以及供应链干扰。该框架所详述的强制性威慑（coercive deterrence）要求：所威胁施加的痛苦，须显得取决于对手的行为；此外，还要求被威胁方相信，服从确实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脱身之路，且施压方须保持若遭抵抗仍会采取行动的可信意愿。若要使MAIM发挥稳定动态的作用，而非成为升级的根源，双方应对阈值所在及越过阈值将招致何种后果，持有大致一致的理解。
就能力而言，中国符合MAIM的若干前提条件。其领导层已展现出对人工智能国家重要性的持续战略认知；其情报机构已在军用与民用领域展现出激进获取技术的意愿；其针对关键基础设施预先部署网络能力的行为——如"伏特台风"（Volt Typhoon）行动所记载——表明中国已经备好了干扰性选项，只是尚未启用。然而，具备能力是一回事，采纳MAIM战略则是另一回事，二者并不等同。
中国对ASI的信念
从中国当前公开及体制性话语的姿态来看，并不反映出其对"ASI是一种赢者通吃式突破"持有强烈信念。中国的人工智能投资与政策导向偏重于应用能力、产业部署与前沿竞争；资源流向并未显示出对智能递归（intelligence-recursion）情景——这是MAIM中的一个关键阈值——的大规模投入。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产业政策不可能在结构上催生（structurally induce）出一次前沿能力的突破，而是说，就破坏这一问题而言：如果中国并不相信ASI能带来决定性的、近乎垄断级别的战略优势，那么它也就不会将美国的前沿人工智能开发视为需要破坏行动加以应对的生存威胁。MAIM的一项前提——即一方须察觉对手正逼近赢者通吃式的能力——在当前的认知下，或许尚未成立。
中国的经济筹码
如果中国希望遏阻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其最具可信度的工具，并非对数据中心的公开网络打击，而是施加于整个双边关系全局（而不仅限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领域）的经济压力。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中持有可观的筹码（leverage）——通过对稀土与矿产供应链的掌控，以及尽管部分脱钩仍然存续的制造业依赖关系。中国能对美国施加的任何贸易压力，实质上都构成对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威慑，因为它提高了对抗姿态的整体成本。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筹码意味着，中国可以在不诉诸破坏的情况下实现遏阻。另一方面，若中国决定将人工智能竞争升级为硬性破坏，则有触发经济脱钩与盟国联合行动的风险，而这恰恰最可能损害中国自身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使其丧失目前所持有的地缘政治筹码。2026年5月近期的北京外交接触，也与这一判断相符——双方均表现出对彼此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可控竞争"而非"破坏性对抗"的偏好。通过捆绑（entanglement，此处或可译为"利益捆绑"或"相互纠缠"，中文经济治国术文献中更常见的对应说法是"相互依存"或"经济捆绑"）实现威慑，是中国偏好的模式，而非诉诸破坏的威胁。
战略反击者位置
在一个更具推测性的框架下，不妨从中国的视角设想：一旦其对MAIM式动态形成认知——即普遍理解到，公开发起破坏行动的国家将承担重大的政治与战略成本，而对手国家则因此获得反击的正当性——美中两国在结构上都将更倾向于占据反击者位置，也就是回应侵略而非主动挑起侵略的一方。
率先打击对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国家，必须就此行动向国内、向盟友、以及向其所重视支持的非盟国阵营做出正当化解释。而对一次已被证实的首次打击进行反击的国家，所面临的正当化负担则要轻得多。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其国际定位立足于多极化、不干涉内政与主权平等原则之上，反击者位置对其格外具有价值。倘若美国率先打击中国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中国将获得一种极具效用的地缘政治叙事：那个号称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者，实为侵略者——这恰恰印证了中国长期以来对美国霸权行为的批判。这一叙事框架，无论在全球南方范围内，还是在美国国内政治内部，都可能颇具效力。中国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的姿态，与美国的处境并不一致——在美国，国内政治与盟约义务，会在威胁被察觉为足够紧迫时，催生先发制人（preemptively act）行动的压力，正如其先发制人战争（preemptive war）原则与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原则所体现的那样。
由此可见，中国存在设置一种挑衅陷阱（provocation trap）的动机——即让自身的加速发展，显得在战略上构成威胁，从而促使美国率先行动；而中国现有的人工智能发展态势，本身便已具备成立反击者正当性的条件，无需人为构建。
中国将人工智能深度整合进制造业、金融系统、城市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等关键民用领域，进一步提高了美国任何破坏企图的成本——因为削弱中国的人工智能能力，意味着同时削弱民用与经济基础设施。这在结构上，与蒋介石将其最精锐部队部署于金门、美国决定在西柏林部署西方驻军、或色诺芬令己方军队背靠峡谷列阵、使各方部队均无法在交火中撤退的做法，具有类似的逻辑：将自己最有价值的资产置于一个被逼入绝境的位置，迫使对手必须在冲突与让步之间做出抉择，从而使对手承担这一抉择所附带的道义重量。由此，在MAIM动态形成之前的阶段，中国或将被迫采取一种战略上偏被动的姿态。
中国克制的限度
上述分析的成立，取决于一个前提：中国领导层尚未形成"ASI代表一种决定性的、不可逆的赢者通吃式权力转移"这一信念。中国当前在其所重视的全球秩序中，嵌有相当可观的经济资产。然而，倘若中国——作为资源相对较少的一方——确实形成了"ASI影响不可逆"这一信念，它便有可能得出结论：自身根本性的战略地位、其自主性，正在被永久性地封死（permanently foreclosed）。届时，中国或将在生存压力之下，放弃其对多极化的规范性承诺，转而承受发起破坏性行动的代价，以阻止权力的永久性丧失。因此，此处真正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走向这一信念——尽管当前的证据显示，这一情形尚未发生。
中国将会采取的行动
归根结底，中国的人工智能竞争战略，将着重于针对前沿人工智能项目的激进情报收集、对模型权重的隐蔽获取（covert model weight acquisition，此类行为难以防御）、通过合法与隐蔽两类渠道进行的人才获取、加速国内半导体制造与替代性算力路径的发展（以降低对西方供应链筹码的脆弱性），以及在整个中美贸易关系范围内运用经济治国术。然而，由于中国对"占据更具优势的反击者位置"这一选项存在偏好，其在近期内不会采取硬性破坏行动。倘若中国理解当前所处的这场强制性博弈（coercive game），其最优策略便是确保自己永远不必成为先开第一枪的一方。若希望避免MAIM式动态的出现，西方社会同样应当调控中方的预期，使其始终不会认为破坏行动的代价，值得用自身当前的地缘政治地位与国内发展前景去交换。
局限性
这是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其推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既有的对华政策认知背景。若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应当更细致地通过数据分析，研究中国网络行动的历史，以及中国实际贸易筹码的范围，以此对"经济威慑"这一论断进行压力测试（stress test）。
此外，在"拆解MAIM框架"一节所述的"双方相互理解"尚未确立的情况下，还存在一层更为微妙的潜在含义：任何形式的研发破坏，无论对手是否能够将失败归因于某一对手国家，都会迫使该对手投入更多资源于人工智能的安全与防护，从而减少对前沿开发本身的投入，使整体进展放缓。对于这一点可能给中国行动带来的连带影响，我尚未能深入探讨，若有更充裕的时间，希望能就此展开进一步研究。
当前，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正陷入激烈的国内竞争，这种竞争正在催生迈向前沿研究的压力，其程度或许已经达到危险的地步。然而，依据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模式——如电信、电子商务与金融科技等领域所呈现的那样，激烈竞争之后，往往会走向收敛，最终整合为少数几家受国家扶持的"国家队"——我推测，当前中国前沿人工智能的格局，也将随时间推移而趋于简化。从对抗性的角度看，这一过程会减少外部破坏行动可供瞄准的目标数量，从而使情报收集与破坏行动相对而言更易于实施。但这一发展可能带来的全部影响，我同样尚未加以充分研究，希望未来的探索能优先考虑这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