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不等于中国研究

2026 10 25

本文也发布于 Substack 和 LessWrong。

有人谈论中国,主要靠个人经历来支撑观点。对这样的论证,我往往持怀疑态度。作者或许会明确承认自己的经历有限,却没有先严谨地审视自己的论证。于是,作者仍可能照样概括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运转机制;承认经历有限,却没有真正让结论受此约束。

不同的讲述者,可能各有一些经历相似的同伴,可以印证自己的说法;也可能一次次遇到同样的事,因此有更多亲历证据。我们可能觉得某个人观察更敏锐、了解更多,或者更愿意承认与自己观念不符的事实。但关键仍在于:这些叙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得出的结论?

本文想讨论,我们应该怎样评估亲历叙述,包括彼此矛盾的叙述。

把个人经历当成普遍现象

Rayne Fisher-Quann 开玩笑说,自己差点把生活处境的变化,误认为刻南瓜灯这项习俗正在衰落。

祝文化评论人 Rayne Fisher-Quann 的这条推文两周年快乐。

推文译文:“太容易把个人经历当成普遍现象,再上升到文化批评了……刚才我还在想,‘有意思,刻南瓜灯好像越来越不流行了’,接着才想起来,我 23 岁了,一个人住在公寓里。”

用个人经历来论证某个地方、群体或机构的情况,最好先弄清楚:各自的经历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而这些条件又有多普遍。一段经历可以说明某件事确实会发生,揭示某个机构怎样运转,或者反驳“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的说法,等等。但要声称这段经历也能描述更大范围的人群,还需要进一步论证:这种经历有多普遍,什么条件会促成这种经历,以及我们接触到的人是否特别容易有这样的经历。1

亲身经历确实能让人积累大量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也能接触到未公开的信息。但我们离哪些人和事更近、哪些事更引人注意,以及自己的注意力和记忆,都会影响观察到的样本。这些知识最能直接说明的,可能只是一个小环境的情况;这个环境与更大范围的人群是什么关系,却还不清楚。

对美国的印象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假设一名留学生认识的人,主要来自一所资源充裕的大学及其职业人脉网络。这些环境与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相隔甚远,很难据此推及更大范围的人群。要对美国人的心理或美国的经济机会下结论,就不能只靠这些圈子里的个人经历,还需要更多论证。即使继续在处境相似的人中间生活多年,大大加深了对这个环境的理解,也不会自动缩小这种认识上的不对称。

我也发现,自己有时会这样概括中国互联网。中国大陆的平台上,有愤世嫉俗、荒诞风格的幽默,也有粗制滥造的内容和通俗社会评论。我还经常看到一些内容,充满厌恶人类的情绪,专门引人互动;评论区里的争论也不少。但这些经历无法证明,这类行为在中国更普遍。

当然,西方平台上的粗劣内容和诱人互动的帖子,我也见过很多。我也在两边都见过利他行为和公益众筹。面对不同话题,这些行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仅凭哪些行为更常出现在我眼前,还无法判断这些行为实际上有多普遍,又是什么促成了它们。

当然,我并不是说,只有控制住其他所有条件,比较才成立。但讨论两国的一般状况或普遍态度时,我们在两国接触到哪些社会经验、接触机会有何不同,往往也是答案的一部分。这些差异却常遭低估,甚至没有纳入考虑。

立场认识论(standpoint epistemology)

有时,讲述者还会强调,自己的社会位置让自己更有条件了解真相,并以此为尚缺乏充分支持的推论背书。听众也就更容易信服,因为他们往往不够熟悉具体语境,无法准确判断这些叙述该算多大分量的证据。这与近年立场认识论的实际运用颇为相似。

当然,因为一个人有相关经历而暂且相信他的说法,不等于认为这些经历足以给一场涉及范围更广的争论下定论。判断别人是否懂行,我们一直依赖一些并不完美的线索;根据对方对语言和背景的熟悉程度,调整自己对其叙述的信任,也合乎情理。信息往往很难搜集得均衡,于是我们借助这些人,把他们当作某个人群的代表。即使他们的经历没有代表性,他们的知识仍可能很有用。

但有机会代表某个群体发声的人,可能本来就与他们要代表的人群有系统差异,而这些发声场合往往颇有影响力。2 更具体地说,有某些教育和职业背景的人,可能更容易进入英语 AI 安全圈子。他们可能因此很了解特定机构和人际网络,却不太熟悉其他环境。

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资格谈论中国。但若要概括一国的国民性,他们的经历可能并不足以支持对整个群体及其处境的普遍判断。

处境相似的人可能会印证这些经历。但如果把这些经历套用到普通中国居民、中国籍人士或海外华人的身上,适用范围就很有限。几个人完全可能都如实描述了相似的经历,却仍未触及相关人群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因此,要谈中国人的心理、国民性,或者概括广泛的社会规范,论证就必须比“一群经历相近的人都这么说”更严谨。

怎样避免过度概括

当然,完全摒弃立场理论也不明智。一个人处在社会结构中的什么位置,确实会影响他遇到什么、又必须理解什么。研究文献也无法完全代替亲身经历:研究者自己在界定问题范围、选取样本群体,或衡量想单独考察的现象时,也常会犯错。

例如,老挝 Nam Theun 2 大坝的规划人员,最初低估了靠下游 Xe Bang Fai 水系维持生计的人数,尤其没考虑到那些住处离河岸较远的人。后来对村民的访谈还发现,帮助他们寻找替代生计的措施并不够。发下去的鸡有些病死了,也有村民因为饲料太贵,把鸡卖了。直接发钱也只补得上一两年的收入。不去询问受影响的人,也不去找那些通常不在调查范围内的人了解情况,是否还能弥补这些疏漏,很难说。

我质疑的是:凭借位置优势获得的这些证据,究竟能推到多远,支持什么结论?若要拿个人经历为宽泛的主张作证,还应考察当时的外部条件、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等。更重要的是,应尽力排除其他解释,同时说清楚为什么更应接受自己提出的解释。

具体来说,就是问问自己:还有什么能解释眼前所见?自己直接接触的环境之外,有没有证据支持当前的解释?这意味着要看统计资料和研究,或去找处境不同的人了解情况。3 写作时,也应该交代这番思考和查证的过程,让读者看清自己的经历能够说明什么,又不能说明什么。

我当然不想让这些要求压制讨论,让大家面对很高的举证要求,因担忧或疲惫而自我审查。相反,补上这些说明,会让讨论更有成果,也能事先省去许多往返争论,比如反驳某种解释、再补充当事人及其经历的具体背景。至少,先审视自己的经历,会让人更有可能放弃那些超出证据范围的论断,转而形成一幅更全面的中国图景。


  1. 皮埃尔·布尔迪厄在《区分》(Distinction)的〈英文版序言〉里,把这个问题讲得清楚得多。不过,他着重谈的是,以法国社会为基础的研究,用来描述美国社会现象时,适用范围有哪些限制。 ↩︎

  2. Olúfẹ́mi Táíwò 在《“在场”的特权》(Being-in-the-Room Privilege)(2020)中进一步展开了这个论点。 ↩︎

  3. 互联网让我更容易结交一些朋友,要不是有网络,我大概永远不会遇见他们。日子久了,聊工作、家人、人生追求这些平常话题,也改变了我对中国的一些原有看法。这些友谊也让我在看待自己或同伴的经历时更加谨慎,不轻易把它们当成普遍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