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的局限

2026 01 11

2025年秋季学期，我研究了韩国科技企业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作用。它们占据着一个重要却常被低估的环节。我把研究发现和有关出口管制的建议写进了Substack上的《韩国与HBM瓶颈》，主张让管制政策更可预测，也更充分地考虑韩国企业面临的结构性制约。

那篇文章的分析有一个前提：在中美围绕前沿AI发展的竞争中，出口管制和供应链瓶颈能构成实质性的限制。这也是政策讨论中的主流看法，但对于支撑它的几个假设，我仍有疑问。

我的学术训练主要来自政治社会学，而非贸易或安全研究。因此，这些笔记重在尝试跨学科思考，而不是提出一套完整的政策方案。

重新思考出口管制的作用

我的一重疑虑在于出口管制是否有效：它究竟能不能长期限制中国获取算力？美国连续三届政府都对向中国及一批中国实体出口高端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和相关计算机系统实施了管制。短期内，这些措施确实干扰了中国的算力供给，也给试图扩大规模的企业造成了实际障碍。

但现有证据表明，中国企业仍有多种获取算力的途径，包括走私、云服务中介、第三国渠道，以及趁监管阶段性放松时囤货。芯片体积小、价值高、便于藏匿，借助第三国中间商和离岸安排，可以相对容易地避开监管，完成跨境转运。即使执法严格，企业也仍可通过美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云服务中介获取算力，包括设在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服务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不断投入执法和监控，是否能换来相称的长期成效？

2025年10月初，我原以为北京会放弃重新采购美国AI加速器的机会，转而加快国产替代。后来，英伟达恢复对华销售，中国也愿意购买，证明我判断错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芯片产能仍在持续扩张；据报道，中国还下了两百万颗H200芯片的订单，英伟达也急于交付。这件事说明，限制获取算力未必能形成一道真正的上限。它更像是给一个仍在通过多条路径扩张的工业体系增加了暂时的阻力。

即使出口管制能够延缓中国获得某些能力，若指望它代替产业战略或外交战略，它仍然是一种粗放、带有对抗性的工具。它往往促使对方想办法适应限制，而不是接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管制更接近封堵流通渠道的查禁措施，算不上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办法。关于禁毒执法的社会学研究早就讨论过“气球效应”（balloon effect）和“九头蛇效应”（hydra effect）：只要需求还在，堵住一条渠道，供给就会从别处冒出来。这个类比并不完全贴切，但技术管制中似乎也存在类似机制：算力需求依然旺盛，限制措施往往只是改变了供给的路径，并没有消除供给。

另一个问题是，这套政策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下能否长期维持。总统及其政府的决策反复无常，与联邦官僚机构之间也冲突不断。出口管制要得到执行，离不开企业和盟国政府的配合，但这些参与者却必须持续承受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会促使它们采取对冲策略（hedging）：趁管制放松时囤货，加快投资其他供应链，并通过分散技术来源，减少对美国主导的技术体系的依赖。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型工业国家，执行规则越不稳定，就越有理由把国产替代和长期产能建设放在优先位置。即使名义上进入了关系缓和期，只要政策传递出的信号仍是“关键技术随时可能断供”，中国就会更快地从内部寻找替代办法。长此以往，出口管制可能反而推动了它原本想拖慢的技术自给与脱钩进程。

HBM瓶颈还体现了制裁和出口管制中常见的另一种转移：施加给目标国的限制，有一部分代价转由盟国企业承担。执行管制离不开这些企业，但配合管制对它们来说成本很高。韩国企业位于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环节，随着规则不断变化，它们承担了很大的经营风险，也难以做长远规划；这些限制最终能换来多少战略收益，却依然说不清。它们的处境说明，出口管制的成本不会只留在目标国，而会在整个同盟网络中重新分摊。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管制试图通过行政限制，维持现有的全球技术等级格局，而不是改变支撑这一格局的生产关系。但如果对手是一个拥有足够资本、劳动力和国家能力，能够在国内重新组织生产的工业国家，这种战略在结构上就显得脆弱。在这个意义上，出口管制或许并非维持既有强权地位的长久手段，而是一种过渡机制，反而加快了全球技术格局向多极重组。

不过，对出口管制的怀疑也不宜推得太远。在技术快速发展的领域，延误、阻力和不确定性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存在规模效应和学习曲线的领域。真正的问题是：出口管制能否承载人们赋予它的战略任务，还是必须有更长期的产业协调和外交战略来配合？

这对我关于HBM的分析意味着什么

写下这些，并不是为了反对出口管制本身，而是记录我对其长期效果及更广泛后果日益增加的疑虑。面对中国这样规模的工业强国，这类措施或许更适合用来暂时稳住局面，而不适合作为长期竞争的根基。生产高度集中、技术分工专业化，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提供施加影响的筹码，尤其是在盟国能够可靠地协调行动的情况下。但盟国企业承受的不确定性也提醒我们，长期把掌控关键瓶颈（chokepoints）作为主要战略手段，是有风险的。我提出这些想法，是想把问题想得更清楚，还不急于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