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入门(一)

2026 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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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预期和政治条件如何影响个人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入门介绍及阅读书目。

补充阅读:


我的朋友 Kaustubh Kislay 想了解社会运动,以及运动为什么会成功或失败。我为他整理了这份会持续维护的阅读书目,也希望能帮到更多人。以后有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或有其他推荐读物,我会继续更新。

这份书目介绍了几种理解集体行动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有人参加社会运动,诠释框架(frames)如何影响集体行动的组织,以及运动为什么会分裂或衰落。关心同一件事,不代表大家就能协调行动;起初愿意参加,也不代表之后会一直参与。我结合集体行动形式模型的研究背景,以及亲身参与社会运动的经历,讨论大家决定是否参与时会考虑的因素:激励、人际关系、制度、共同认知,以及对他人行动的预期。

集体行动不只指社会运动。只要需要一群人协调起来、朝共同目标努力,就涉及集体行动。例如,组织运作也离不开集体行动。

全文分两篇,本文是第一篇,主要讨论个人如何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第二篇会讨论框架理论,以及社会运动如何走向衰落。

下面的理论框架各自考察集体行动中的不同过程,有时也提出相互竞争的解释。我会先介绍,再批判性地评估这些框架,有时也会提出可能的应用方式。从下面的书目中选读四五篇文章或章节,收获会最大;我很不建议只读这篇介绍,却不再往下读。


激励与群体规模

传统多元主义理论假定,只要利益相同,大家自然就会组织起来,争取共同利益。

Mancur Olson 在 《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物品与集团理论》(1965)中,首次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分析集体行动,挑战了这个假定。他认为,只要一项收益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也就是人人都能享有,理性个体就有搭便车的动机。在大群体里,少一个人对整体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这种动机尤其突出。小群体则不同:个人的行动很容易让别人看见,彼此也高度依赖。Olson 因而认为,大群体先天就不如小群体容易组织起来。

Pamela Oliver 和 Gerald Marwell 在 “The Paradox of Group Size in Collective Action: A Theory of the Critical Mass. II.”(1988)中,区分了公共物品的两种成本结构:非竞争性成本(non-rivalrous costs)和完全竞争性成本(fully rivalrous costs),据此质疑 Olson 的论点。

他们指出,Olson 假定,提供一种物品的成本会随群体人数同比增加。Oliver 和 Marwell 把这种情形称为供给连带性为零(zero jointness of supply),也就是成本完全具有竞争性,同一份物品不能供多人共同消费。因此,人数越多,需要的供给就越多,大家总共要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多。在这个条件下,只要群体足够大,个人对总供给的贡献确实会微不足道。不妨想象一群人一起吃苹果:一个人吃了某个苹果,另一个人就不能再吃同一个苹果。个人享用后,剩下可供大家享用的公共物品就少了。1

但许多公共物品的供给完全具有连带性(pure jointness of supply),也就是成本没有竞争性:不论多少人受益,供给成本都不变。例如,民权是靠总量固定的集体努力争取来的,一个人享有这些权利,并不妨碍别人享有。争取民权,也不需要今天每个享有这些权利的人都付出格外多的努力。“安全的 AI”也是类似的公共物品。

因此,Oliver 和 Marwell 得出了与 Olson 不同的结论:供给连带性高,也就是收益大体能让大家共同享有时,大群体更可能拥有资源充足或行动意愿强烈的成员,而且人数足以达到临界规模(critical mass)。这些人的决策能让其余成员的投入也变得划算。

Oliver 和 Marwell(1988)以及 Olson(1965)都假定,个人的行动动机相同,而且各自独立选择。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决定时,不会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影响。

参与意愿与对他人的预期

Dennis Chong 在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1991)中,进一步发展了激励框架,着重讨论集体行动中的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s),尤其是参与带来的人际和心理收益。2

Chong 承认大家会按原则行事,但他也指出,按原则行事的代价高到难以承受时,就很难坚持这样做。大家想参加运动,不只是因为认同运动的目标,也因为参与能让自己得到肯定,并得到同伴的认可。运动成功时尤其如此:参与过意义重大的集体行动,本身就能带来满足感。反过来,背离集体要付出的社会代价,也会让人有所顾虑。

因此,起初愿不愿意参加,参加后愿不愿意留下,都涉及保证型博弈(assurance game):只要预计有足够多的其他人也会出力,一个人就愿意作出牺牲、贡献力量。3

如果大家都认为运动行得通,就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要形成这样的判断、尽量减少预测失误,就需要通过暗示和线索来沟通;借助社会网络和组织,更容易传递这些信息。Chong 认为,一批投入程度高、行动意愿强烈的成员,只要达到临界规模,就能避免大家彼此等待、集体不行动的局面。即便没多少人愿意出力,这批人也会先行动。4

不过,个人面对的激励会随社会情境而变,不能忽略这一点。一个人觉得合作能赢得多少声誉,背离集体又会付出多大代价,取决于自己看重谁的认可,以及这些人会如何理解这次行动。尽管如此,Chong 对参与门槛的讨论,仍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人如何作决定,以及组织和社会网络如何高效地促成共同认知。

Ivan Ermakoff 也详细讨论了类似的“行动门槛”。他在 Ruling Oneself Out(2008)中,分析了德国议会在 1933 年向希特勒交出权力,以及法国在 1940 年向菲利普·贝当屈服的过程。篇幅更短的 Politika 文章 “Abdication and political collapse”(2018)也讨论了这些问题。5

Ermakoff 归纳了三种机制,解释集体在高度不确定的局势下,如何使各自的选择趋于一致(collective alignment):

Ermakoff 指出,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是:集体深陷不确定时,康德式行动者(Kantian types)反而不会影响别人如何推断。这类人无条件遵守道德原则,不会从策略角度权衡哪种政治选择最可行。然而,一贯务实的人一旦公开表态,就会显著改变别人的判断。一个人平时精于权衡、注重自保,现在却公开反抗,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勇气非凡,要么一定掌握了某些信息,表明反抗在政治上行得通。这个人因此成了其他犹豫者的汇聚点。6

政治条件与感知到的机会

Doug McAdam 在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1982)中,也把这些决策过程放进更广阔的政治过程框架。7 他通过分析美国民权运动提出,危机等重大事件会影响组织能力和政治环境,进而改变集体认知:大家既会重新判断变革是否必要,也会重新判断集体行动能否奏效。

20 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拖慢了移民流入美国的速度,加上棉花业衰退,促成了黑人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此前,黑人没有选举权,居住分散,对现实生活也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大迁徙增强了他们影响选举的能力,也增强了组织能力,从而改善了抗争前景。8

Charles Kurzman 的 “Structural Opportunity and Perceived Opportunity in Social-Movement Theory: The Iranian Revolution of 1979”(1996)和 The Unthinkable Revolution in Iran(2004),却提出了与 McAdam 不同的解释,区分结构性机会(structural opportunity)与感知到的机会(perceived opportunity)。伊朗革命参与者根据动员规模判断革命有望成功,因而投身这场风险很高的动员;但地缘政治环境、经济、组织能力、行动动机的差异程度,以及政权的脆弱程度,都没有显著变化。大家可能主要因为看到越来越多人动员起来,觉得机会来了,才愿意行动。


到这里,我讨论了理性行动者如何决定是否参与集体行动:面对什么激励,预计别人会怎么做,又如何判断集体努力能否成功。加入之后,大家仍会反复重新评估这些决定。

第二篇将转向框架建构(framing):运动如何围绕共同的理解组织起来,又可能因为什么而分裂或衰落。


  1. 把苹果切成两半也不行。一个人吃了其中一半,另一个人就不能再吃同一半。也不能朝对方肚子打一拳,让对方把那半个苹果吐出来,自己再吃。 ↩︎

  2. Chong 的 “Coordinating Demands for Social Change”(1993)篇幅较短,也许适合作为替代读物。不过,我还是推荐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的第 2、3、5、6 章。 ↩︎

  3. 部分原因是,人数越多,运动越可能成功。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也就让大家觉得,运动成功后,自己会因曾经出力而获得更多人际和心理回报。 ↩︎

  4. 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几个朋友想知道彼此有多大决心,再决定自己投入多少。大家互相问:“你打算做吗?”没说出口的也许是:“你做,我也做。”往往需要有一个或几个人热情而坚决地宣布自己会参加,才能带动整个群体行动。一般来说,大家本来就有差不多的行动意愿;互相试探,是为了更确定其他人究竟有多大意愿,减少自己判断失误的可能。 ↩︎

  5. 具体到德国,传统历史学者认为,议会之所以屈服,是因为受到直接胁迫(冲锋队或党卫队恐吓)、认同纳粹意识形态(例如天主教中央党),或误判形势(以为还能制约希特勒)。Ermakoff 反驳了这些解释。他认为,当事人的亲身叙述推翻了这些说法;议员表达了内心的不确定和犹豫,直到投票的最后一刻仍然如此,传统解释也难以解释这些情况。 ↩︎

  6. 由此可以推想,公开表态之所以有分量,取决于表态者是否违背了同伴的预期。如果一个人平时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按某种信念行事,现在却作出了与该信念相反的选择,这可能是一个强烈信号。如果一家公司没有像大家预期的那样顺应市场激励,也可能发出格外强烈的信号。 ↩︎

  7. 我尤其推荐第 3、5 章。 ↩︎

  8. 最后一点更具体地说,教会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保守思想;这些社群把目光集中在来世的回报上。 ↩︎